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发展脉络500字

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发展脉络500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集中体现在美国的全球称霸战略中。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对美国霸道、强权的揭露，还无法充分地说明在当今国际关系民主化浪潮中不少国家仍认可或追随美国霸权的原因。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两个阶段。冷战年代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其中，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越南战争的失败为转折点，前期的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进攻性与扩张性，后期以势力收缩和对苏缓和为基调。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先后提出了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共同的主旨是保持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统而观之，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思想与决策不断进行着调整，但是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其内在连续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从未改变，谋求主导性优势的战略一以贯之。而且从冷战到冷战后，美国的霸权野心还不断膨胀，从遏止共产主义发展到在全球大力扩展民主与自由市场，从充当西方世界的盟主发展到确立“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时大肆动用武力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志。霸权战略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历史上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美国特色。一、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撑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同时美国维持联盟体系与在势力范围内施展霸权的方式别具特色，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形成一个包围对手的网络。二、美国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为自己的霸权扩张披上道义合法的外衣是几乎所有霸权国家所通用的手法，而美国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维护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其动员国内社会力量支持政府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以及号令西方世界的大旗，而且凭借各项实力的巨大优势，以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问题挫折的反衬之下，美国所极力推广的价值原则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与制度成为规范国际社会的原则框架。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道义的旗号与标准从具有防范意味的反苏反共转变为更加自信、自傲和更具进攻性的在全世界推广所谓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为其所谓的价值标准开道。同时，美国霸权战略的道义目标与道学面具绝非不计工本，现实利益与实力的算计始终是美国霸权战略中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把“促进民主”作为旗帜的同时，美国并不放弃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仍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并将“双重标准”作为调和道义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手段。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霸权战略基本上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共同要求。冷战后，如何实现“促进民主”和守护现实国家利益的统一，再次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争论。在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主要因素。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反共和争霸展开。但受制于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消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⑴杜鲁门政府(1945－1953)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表明美苏已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立和对抗，它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称霸世界战略的基础。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并建立北约，还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⑵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军事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⑶肯尼迪、约翰逊政府(1961－1969)的“和平战略”“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军事战略上，实行“灵活反应战略”。⑷尼克松、福特政府(1969－1977)的“尼克松主义”所谓“尼克松主义”是指在美国实力地位严重削弱，国际战略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提出的一整套外交思想和对外战略。尼克松主义有三大支柱：“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尼克松主义的内容有：①把建立同盟国的“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军费和防务责任。②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通过谈判制约苏联，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③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积极打开对华关系大门。④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它是在美国处于战略守势的不利情况下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美国全球霸权。⑸卡特政府(1977－1981)的“世界秩序战略”。卡特政府初期延续尼克松主义，上台后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① 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关系。②把美中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推进关系正常化，谋求建立抗苏的战略合作关系。 ③ 把缓和东西方关系作为“首要目标”，强调以经济力量和道义力量对付苏联的扩张。④重视人权外交。⑹里根政府(1981－1989)“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里根主义”）面对美国的内外交困，里根提出了“重振国威”、“扩军抗苏”的口号。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在经济上拖垮苏联。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并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此外，努力恢复对西方的领导，以实现反苏的总战略。这些都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⑺老布什政府(1989－1993)的全球战略这一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意图实现将苏联东欧纳入西方体系。第二，提出建立欧洲新格局，实质是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第三，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实质是要在美国的领导下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⑻克林顿政府(1993－2001)的“参与和扩展”战略这个战略有“一个目标”、“三个支柱”。“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巩固和扩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即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此，要防止潜在的战略对手和新的超级大国，重点遏制有那些有潜力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所谓“三个支柱”，是指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人权。其内容是：①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②突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大力推行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力图在全球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③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应付新的安全挑战。A.第一任期间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国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力度，“扩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B.第二任期间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立超级大国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⑼小布什政府（2001年1月至今）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战略小布什上台后，采取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谋求建立美国霸权地位。②强调军事优先，注重培植美国的军事实力。③注重美国本土安全。④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⑤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⑥2003年3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同意，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意在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塑造中东地区新格局，影响国际政治。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对“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从以上各个时期的变化不难看出，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是政策中的一条主线，核心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逐步接近于称霸意图。就目前来看，中、俄的崛起，日本和西欧的发展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依然是美国称霸世界难以逾越的阻碍。美国为突破障碍，采取了发挥其军事上的优势，控制全球战略要地；拉拢部分资本主义强国；利诱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压制其潜在对手等措施。三、文化战略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经济、军事强势不仅将其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国政府将对外文化宣传置于全球战略的高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既是冷战中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需要以及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出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美国优越论以及美国应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义传统。1948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强调通过新闻媒介加强对外宣传，并授权美国政府指导国际“情报、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NSC68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利用国际广播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心理战，强调美国需要一个“更响亮的声音”，但它“不能吵闹、刺耳”，必须“保持富有人情、手法灵巧”的特点。同时，美国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对外交流活动一直是美国政府文化战略的得力助手。

从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试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战略特点？

一、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撑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同时美国维持联盟体系与在势力范围内施展霸权的方式别具特色，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形成一个包围对手的网络。二、美国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为自己的霸权扩张披上道义合法的外衣是几乎所有霸权国家所通用的手法，而美国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维护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其动员国内社会力量支持政府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以及号令西方世界的大旗，而且凭借各项实力的巨大优势，以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问题挫折的反衬之下，美国所极力推广的价值原则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与制度成为规范国际社会的原则框架。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道义的旗号与标准从具有防范意味的反苏反共转变为更加自信、自傲和更具进攻性的在全世界推广所谓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为其所谓的价值标准开道。同时，美国霸权战略的道义目标与道学面具绝非不计工本，现实利益与实力的算计始终是美国霸权战略中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把“促进民主”作为旗帜的同时，美国并不放弃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仍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并将“双重标准”作为调和道义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手段。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霸权战略基本上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共同要求。冷战后，如何实现“促进民主”和守护现实国家利益的统一，再次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争论。在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主要因素。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反共和争霸展开。但受制于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消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三、文化战略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经济、军事强势不仅将其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国政府将对外文化宣传置于全球战略的高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既是冷战中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需要以及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出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美国优越论以及美国应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义传统。1948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强调通过新闻媒介加强对外宣传，并授权美国政府指导国际“情报、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NSC68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利用国际广播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心理战，强调美国需要一个“更响亮的声音”，但它“不能吵闹、刺耳”，必须“保持富有人情、手法灵巧”的特点。同时，美国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对外交流活动一直是美国政府文化战略的得力助手。

一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是什么?

就是所谓孤立政策吧，任你欧洲亚洲乱成一锅粥，我美国就只当看不见，只有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成了；二战时在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曾试图介入欧洲和亚洲事务，就遇到国内孤立主义的强大阻力，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国内这种声音才算消停下去了。

二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

日本二战后一直强调外交自主性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总的趋势是从二战结束到大平首相辞世,日本外交从美国主导达到了日本战后至今自主外交的顶峰,之后自主性下降.但其中并不是始终的升或降,而是自主性增强中伴随有暂时的下降,下降中亦有突出的增强,甚至这种下降或增强从局部来看有时造成了一定的假象,即该点成为大趋势的一个转折,自主性向相反的方向开始变化.但是,放在一个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这种突破的局限性或在比较中发现该点的欺骗性会较为容易.即使是2004年这种自主性下降的趋势尚没有结束,究竟这种自主性在何时会触底反弹,日本开始走上真正自主外交之路,目前尚无明显迹象.该图亦不是通过精确计算得来,因此,波形的形状只是大致的趋势描述,因为这种自主性变化是否是线性的,如果是,其凹凸的方式需要计算了曲线函数的微分才可以画出.因为种种原因,笔者在此只是给出一个粗略的感官的趋势图.下面笔者将选取一些特殊点论述三角关系如何影响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并形成了笔者眼中自主性的波形曲线.笔者将战后日本外交分成以下几个时期：1945-1955年的恢复期,1955-1880的上升期,1980-1997后退期,1997-不确定期.在第一阶段,日本外交其实是美国主导的外交.战后美国通过军事占领和控制对日管制机构两方面实现了对日本的独占.这就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起点,也埋下了日美特殊关系的种子.但是,我们分析单独占领的成因之时,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背景便不可以被忽视.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的"教训",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分歧,使得美国从一开始便希望独占日本.而战后建立起的两个所谓的盟军对日委员会都由于美军的实际占领而形同虚设.根据《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美国在日本的主导权通过日本政府得以实现,并且进行了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基调的改革措施.然而,这种政策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及美苏在全球较量的升级而发生了逆转.亲美的蒋介石政权被赶到了台湾岛内,而中国的红色政权拒绝成为美国的工具,从而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在远东的战略部署.1948年的罗亚尔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由多方限制、削弱、打击、改为积极帮助、扶植、支持.（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p39）日本借此机会,从积极整顿内务、凭借美国援助发展经济、处于被占领地位开始寻求名义上的独立.而此时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助推器和政治上通向独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美日的小三角关系作用开始明显.中国于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美国1951年派杜勒斯访日,谈判对日媾和中的安全保障问题.而1951年的《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及1952年的《日美行政协定》都透射出在中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日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甚至这些条约中本身就包括了对于中美关系变化的回应.以此为出发点,日本独立披上合法外衣却承担了以后外交中不断凸现的日美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直至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的‘特需\'订货促使的日本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结束,日本经济在1955年完成恢复.从1956年开始起飞.由此,美国羽翼下的日本便开始了进一步挣脱的艰难历程.

从美国对外战略演变看中美关系发展？

冷战后,由于亚太和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美国明显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9.110事件后,中美关系出现某些改善迹象,但仍没有改变美国亚太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的基本布局和调整方向"冷战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对峙转为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正逐步从/冷战型0向/后冷战型0转变"在此进程中,美国对亚太和中国的关注明显增多,将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一!世界多极化发展中的美国与中国冷战结束后各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基于国际新现实,相继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0,多极化进程向更广!更深的层次上扩展"在此进程中,美国综合国力的优势更趋明显;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虽然稍有增长,经济复苏仍然动力不足;欧盟经济稳中有升,但尚待提升作为独立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力量的影响力;日本经济持续低迷10年,其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亟需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如果按照当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到2015年将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国0;到205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难以应对的军事对手,并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远东地区国家的主要安全伙伴"目前,美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0,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0,二者处于不同的层面差异决定了利益关切的不同"美国认为其利益遍布全球,因此它必须领导世界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并且只有它才有能力承担领导责任和成功履行领导义务"而中国关注的是,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条件更好地发展国民经济"美中两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也由此大相径庭"美国通过结盟!安全合作!推广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扩展/民主0,甚至武力威慑!经济制裁和遏制等途径,防止新的大国崛起并挑战美国的霸 权地位"中国则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反 对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本质上看,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是进攻性的,而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是和平性的"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并不构成相互对等的战略和战术竞争关系;双方不存在同一层次的根本的利益冲突领域"这是中美关系基本的结构性特点"与美国冲突或对抗,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既无意也无力向美国的霸 权地位挑战,追求的只是一个正常国家最基本的合理权益: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 犯,使国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相比之下,美国则是运用缺乏有效牵制的/战略机遇期0,充分利用自身超强实力,加紧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强行重构国际环境,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这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国的利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国际社会"因此,所谓美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根源皆在于美国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态度与政策行为"

美国战后的对外战略？

杜鲁门主义。遏制东方的社会主义，控制西欧的经济发展。

试述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新变化

美国国际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对当前国际关系冲击最大的因素。从其性质特点、动因和影响看，美这次政策调整的力度和深度异乎寻常，超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次政策变化。第一，这次调整有比较系统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长哈斯提出的“整合主义”和布什今年六月一日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讲。整合主义是布什上台以来美官方人士首次提出的系统对外战略构想，融合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重要政界人物的思想。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被视为布什主义形成的标志，实质体现了整合主义在美对外战略的具体应用和发挥。第二，战略目标明确。美政要人士公开提出，要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对国际体制和行为规范进行全面而不是局部的调整，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整合到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来。冷战结束后，如此毫不隐讳地鼓吹和谋求单极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尚属首次。第三，有通盘策略考虑，将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同三类基本因素联系起来：实力因素、制度因素和价值观因素。实力因素被视为实现美战略目标的前提。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美在当前国际形势中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美国要凭借强大的实力，促使国际格局形成对美更加有利的新力量平衡。制度因素则被看成美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布什和赖斯等人均强调要按新的规则和准则处理国际关系，提出美国的安全不能再单纯依靠威慑和遏制理论，还要有“先发制人”新思维和与此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要在主权问题和国际干预等问题上重新制定国际准则。价值观因素则被视为推行新的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布什等提出要参照二战后改造德、日的经验，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等“共同的价值观”来团结美国的盟友和改造俄、中等国家，在此基础上争取“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但美国要保持在必要时单独行动的权利和能力。第四，政策调整跟进快。美废弃反导条约，重塑美俄关系，加大对中亚、中东和南亚地区的渗透与控制，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常设刑事法庭，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布什主义的烙印。美国防部今年五月出台的《防务规划指导》，提出“提前威慑”战略，更是对“先发制人”思想的直接运用。布什主义的出台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这次调整，是国际国内一系列因素的产物，其中最根本的是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冷战结束十载有余，美国不仅保持了一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进一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的超长经济繁荣期使美国恢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和火车头地位，美国利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强化了其在世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并使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位置。这一切一方面助长了美国的霸气，同时也促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努力避免与美对抗，韬光养晦，以争取时机，发展自己。美战略调整特别注重制度因素，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关系基础框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有国际机制和行为规范体系的主体结构是在二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成形的，冷战结束后虽有新的发展，但基础框架未变。二战后期形成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大国集体主导下的国际稳定为出发点，最典型的是以安理会五常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体制。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机制，则以保持美苏两强之间的战略稳定为出发点，如与美苏《反导条约》有关的国际军控机制。这两类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排斥一国主宰国际关系。这同美国一超独大的状况格格不入。布什上台时，美经冷战后十年高速增长，正值国力鼎盛时期，这种结构性矛盾愈显突出，故布什对于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比其前任显得更加关注和迫切。“9•11”事件进一步加速了美战略调整。“9•11”袭击固然对美本土安全和社会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但没有撼动美国的实力地位，反而助长了美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布什上台通过的是一次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选举，而“9•11”后布什的国内支持率一度陡增到百分之九十几。这种反差表明，“9•11”后美国内背景变化，有利于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势力主导美对外政策。二、国际秩序面临严峻考验由于美对外战略调整注重制度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四大问题：国际安全体系濒于崩溃，国际集体决策体制软弱无力，国际法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负面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安全机制近来连受重创。美国退出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抽掉国际战略稳定一重要基石，对国际安全引发雪崩效应。一位美国观察家指出：“随着反导条约的消失，一切军控条约都名存实亡。”(注：罗伯特•巴特利的文章：“外交新时代的发端”，新华社联合国2002年6月17日电。)此话并非言过其实。近来受美单边主义和其他国际因素影响，国际安全体系日趋脆弱。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印巴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采取双重标准，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核不扩散体系的信心。美国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持消极态度，拒绝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条约》，使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限制受阻。在此背景下，废弃《反导条约》必然加重国际安全局势的混乱。日本在这方面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利用“9•11”后的国际形势，不断加强其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力度，并欲突破“无核三原则”。日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今年5月3日公开表示：“如果是用于专守防卫，日本可以拥有小型原子弹”。日本外相川口顺子称福田上述说法“没有错”。目前，国际安全的战略均衡与稳定框架已被打破，国际安全无序可循、无规可遵的状态将日益严重。国际关系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美单边主义对国际集体决策体制冲击严重。近来，联合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遭到美国的不断削弱。美发动阿富汗战争绕过了联合国批准程序。联合国对于阻止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亦显无力，主要原因是美控制了中东问题的主导权。美在向伊拉克发起战争的问题上，同样我行我素，不把联合国的权威放在眼里。与此同时，许多应由联合国决定的问题，却被美国提到它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中，越俎代庖。美国试图在八国峰会上定夺巴勒斯坦未来政治领导人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国际政治秩序陷入困境，传统权威机制缺乏效力，而美国主导的机制却在觊觎权威。在未来一段时期，这种矛盾还会有新的发展，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将是重要考验。如果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国际态势不是按照美国的单边意志发展，而是受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支配，联合国对事态能发挥实质性影响，则将有利于重振联合国和国际集体决策机制的权威，遏制美单边主义势头。相反，若美单边主义在事态的变化过程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并再次顺利赢得这场战争，对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传统国际政治秩序来说，则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单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膨胀。美对国际法体系的挑战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又一问题。布什提出的“先发制人”理论，是对“新干涉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布什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有限主权论”，但从法理上看，布什主义比新干涉主义走得更远。一方面，布什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否定现行国际法体系赋予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固化到具体国家，用布什的话说，美国要“点邪恶者的名”。凡是被点到名的，特别是被列在“邪恶轴心”黑名单上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的敌人而应予铲除。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主权可以不被承认、不受尊重。另一方面，布什所强调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主动发起军事进攻为特征。这不仅在性质上与新干涉主义主张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有别，而且超越了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甚至也超越了一般国际法“先行自卫”概念所指的行动范围。这使国际社会面临双重问题：首先，美试图凌驾于现行国际体系之上，把自己作为法律的准绳，自定国际规则。其次，“先发制人”战略若成为各国普遍效仿的国际规则，国际形势将更加动荡不安。全球化中的负面因素日益突出，也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严重问题。全球化的根本问题是各国如何在利益与风险、权力和义务之间选择平衡。在这方面，全球化的有关规则存在许多不公正因素。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则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通过主导和控制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美国在全球化中占尽先机，成为最大受益者，使美在世界上比历史上许多有形帝国更具影响力。近来，全球化中的这种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不公正因素使南北分化更加严重。“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深层国际背景，与此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化中权力与义务的平衡问题，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更加自私的态度。美国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常设刑事法庭，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向欧、日、中、韩等二十个国家挑起钢铁贸易大战，都会加剧全球化已有的矛盾和不平衡性。受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极右排外势力抬头影响，欧洲和日本的全球化政策也更加趋于保守。三、大国关系同向调整近来国际关系也出现一些积极动向，最突出的是大国关系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总体趋于稳定。从广度和深度看，俄美关系调整最为显著，几乎涉及双边关系中所有重大领域，从反导条约问题到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削减问题，从俄与北约的关系到美势力介入中亚地区，从反恐合作到双边能源合作与经贸合作。经过调整，俄美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地位和双方的交往基础均发生重大变化。俄美关系调整直接促进了俄与北约、欧洲及整个西方的融合。“9•11”后，中美关系也有所改善，政治、安全领域中的沟通与对话逐步恢复和加强，经贸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稳步扩大，双边关系总体上趋于相对稳定。其他的大国关系，如中俄、中日、中欧关系，则在既定框架内稳步发展。大国关系总体改善，与大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分不开，尤其同中、俄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有关。美国战略调整注重“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也有利于大国关系的改善。此外，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各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谨慎，客观上也有助于大国关系稳定。不过，当前大国关系的改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虽然在论及大国关系时显示出积极姿态，但却强调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整合大国关系，这有悖于其他大国的长远利益。美试图以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重整国际秩序，也给美和其他大国关系发展增添了摩擦因素，近来欧洲对美单边主义的不满越来越强。从长远看，大国关系中的深层矛盾和不确定因素仍很突出。四、国际地缘政治显现新特征受美国全球战略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等因素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基本特征是：一方面，欧洲和亚太两大板块总体保持平稳，但差异加大。另一方面，处于欧亚之间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则局势动荡，冲突不断，是欧亚之间的脆弱链条。美国专注于反恐和大国关系调整，促进了欧洲和亚太的稳定，对世界形势有全局意义。不过，由于大国关系调整幅度和深度不同，欧洲和亚太地缘政治形势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一是欧亚安全架构不同。随着俄美、俄欧关系的调整，冷战留在欧洲安全架构的残余明显淡化，北约已由以外向军事防御为主导的军事同盟转向以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和维护欧洲社会稳定为主的政治军事同盟。未来俄美、俄欧、俄一北约之间难免会有新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在新的框架、新的环境之下以新的方式加以解决和处理。与欧洲不同，亚太地区仍以冷战遗留的安全架构为基础，主体是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冷战后发展起来的若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虽对地区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影响尚不足以取代前者。二是欧亚安全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目前，欧洲安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冷战时期的常规安全问题，甚至也不是科索沃战争前大国如何利用欧洲民族宗教争端争夺势力范围，而是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问题和欧洲周边的地区性冲突。相反，在亚太安全中，常规安全问题仍是主要因素，其中许多是冷战遗产。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问题也是亚太安全关注的问题，但尚不是主导因素。亚太安全机制转型困难，与该地区安全形势的这种特点是分不开的。三是安全观念不同。随着安全形势和机制架构的变化，欧洲安全冷战思维显著减退。有关各方不再相互预设假想敌，也不再以此构想各自的安全战略。与欧洲不同，冷战在朝鲜半岛至今尚未停止，冷战思维在整个亚太安全中更是挥之不去。甚至在中美关系改善、中美合作基础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美国仍有不少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半个威胁”。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也在一旁呐喊助威，试图乱中渔利。冷战思维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提倡的共同安全理念格格不入，是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处于欧亚之间的地区热点问题对全球形势虽不起决定作用，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潜在冲击不可低估。美对伊拉克军事攻击问题牵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印巴冲突则涉及未来核军备的控制问题。中东问题对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意义重大，不仅关系中东能源地位，也是影响俄美、中俄、俄欧能源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介入中亚，对中亚战略格局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巴以冲突则涉及美和伊斯兰国家关系，影响地中海和北非局势。五、国际格局之争更加尖锐布什政府推行极端单边主义，使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更加尖锐，国内外对国际格局的现状与前景的争议也更加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大搞单边主义，但多极化趋势仍在加速发展，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有利于多极化。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用某些美国学者的话说，美当今的实力“在任何一个关键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程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世界的话，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形不成单极世界”。(注：斯蒂芬•布洛克和威廉•沃尔福斯“全面衡量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外交》杂志2002年7/8月。)这两种观点同时以国际力量对比作为依据，结论却针锋相对，表明对于每一种国际格局应有何种国际力量对比关系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这说明“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容易导致认识误区。国际格局是指特定状态下的国际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指国家间实力对比关系。国际权力关系反映的是指国家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和力度，它离不开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但各国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权力，因为国际权力的形成还受其它因素制约。归纳起来，决定国际权力关系的因素大体有四类：一是各国的实力及相应的国际交往与行为能力。这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是国家间交往活动和相互影响发生的基础。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交往能力有限，某些文明之间很少甚至没有交往，在它们之间也就谈不上权力关系或国际格局。二是交往与行为动机。即使交往能力相同，但若动机不同，国际权力关系仍会不同。郑和下西洋与西方殖民者探险的动机不同，对国际权力关系的影响也不同。影响一国对外交往动机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条件、乃至认知和心理因素，是国内外综合环境的产物。这就涉及到决定国际权利关系的第三类因素，即交往环境。其内涵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交往环境对于各国的交往能力和动机均有制约。并且，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同样的环境因素对国际交往活动与权力关系的制约会有很大差异。国际市场对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无足轻重，但对市场经济体却至关重要。全球性生态目前是许多国家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而在世界工业化初期，几乎没有国家重视这个问题。四是交往规则。有交往必有规则。规则反映的是程序、秩序。国际规则的总合就是国际秩序，由法律规范、道义准则及相关机制构成，或经各方共同协商制定，或是部分国家强加于他方。一般说来，国际规则是国际力量对比、各国交往动机和各国对外交往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制度化的国际权力关系，因而也是国际格局的核心与最终体现。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在性质上必然是一致的。多极化国际格局不可能与单极化的国际秩序并存，反之亦然。美谋求单极世界，至少面临三类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美超强地位的非连续性与不平衡性。美超强实力在各个领域不是连贯的，特别是其经济优势远不如其军事优势突出。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美单边主义只能是有选择的，不可能包罗万象。二是美单边主义摆脱不了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全球化是一个因素，美在其中有重大利益，不可能放弃国际市场和国际合作，而要合作就不得不考虑互利互惠。和平与发展潮流又是一个因素。在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军事超强地位的意义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美是多元化社会和民主政治国家，鹰派势力经常要面对国内各种压力，其政策要受各种牵制。三是国际制度因素的制约。美试图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建立单极国际秩序，必将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凌驾于国际准则之上，纵然可以满足美某些利益，但破坏现有秩序引起的混乱最终也会损害美自身利益，也是美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现大混乱，美就不得不继续依靠现行的基本国际规范体系，因为美找不到别的体系来替代它。以美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会给国际带来无序，不会带来秩序。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制度化和秩序化的单极世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存在。它已永远成为历史。这恐怕是布什主义的设计师没有意识到的。不过，认为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也不客观。这种看法低估了极端单边主义与美超强实力结合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冲击。在未来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大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大概已是国内外的共识。而极端单边主义反映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其世界观、安全观、战略策略思想均更具攻击性。它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影响，会干扰和延迟多极化的正常发展。目前世界既不是单极格局，也远未实现多极格局，而是进入了多极与单极之争的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矛盾的双方斗争更加激烈，任何一方短时期内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从长远看，多极化趋势必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其他因素发生有利变化逐渐胜出，而单极化可以造成混乱，不会赢得秩序。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曲折性、长期性和必然性就在于此。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矛盾和主要矛盾。矛盾的一方将始终是美国，另一方则是抵制美单边主义的各种力量，但主要代表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变化。这反映了国际矛盾关系的变与不变。

急！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及我们的对策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美国全球战略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形成，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从军事战略到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战后时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划分的依据，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结果，更反映出美国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驱使下从本土扩张到海外扩张、从海外扩张到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深入探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比研究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从“冷战型”逐渐转向“冷战后型”的轨迹。全球战略是指大国调动和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和增强本国利益，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全球性大国才可能形成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大体上可分为酝酿(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战后期(从冷战结束迄今)四个阶段。一、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略研究方面是西方国家中起步很晚的。由于东西濒临两洋，南北相接弱国，美国从独立到19世纪末，安全上从未遇到过严重的威胁，也未出现过迫切需要到海外作战的情况。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保持“超然地位”，不卷入欧洲旧大陆的纷争；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美国尽可能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联系、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同盟，以维护美国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自由。因而，从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到19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美国奉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即：“西半球防御”，其根本目标就是防止东半球再入侵西半球，获得对北美的支配地位和对西半球的霸权。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全球战略也进入初步形成阶段。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决定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形势发展推动着美国“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形成，它从大陆扩张转为海外扩张。彼得·特鲁博威兹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创建了一个大陆帝国，遂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边界”。美国全球战略初步形成的动因和依据是：第一，美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实行海外扩张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内战中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岸边。同时，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崛起于世界舞台，英国开始走下坡路，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第二，美国拥有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欧洲正在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均势。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出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论证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击败主要竞争者，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年轻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别是英国在全球的扩张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提出著名的“海权论”。马汉还撰写了一篇篇论文，用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的蓝图。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想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掌握海权；控制海洋是海权的军事因素，利用海洋是海权的经济因素；美国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亚当斯与马汉从不同的角度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的地位加以论证，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对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后出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海权论”适应了美国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折的重要征兆。第三，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争，“予有准备”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军事战略的最大特点。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就着手制定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1896年海军军官威廉·金布尔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的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应是使古巴获得独立，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应是古巴和菲律宾；战争的关键是夺取制海权，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战争样式是海战，海军的行动将决定战争的进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基本是按照这一战略设想来指导战争的。美国不以攻击西班牙本土为目标，而是以攻击西班牙几处海外殖民地为目标，作战方向和地区处于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因此，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战略被称为“外围战略”，即直接攻击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战略第四，美国开始突破门罗主义的限制，将注意力从美洲转向其他大陆，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1823年美国提出了指导在西半球进行扩张的“门罗主义”。1898年4月，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等地，将触角伸进了太平洋地区。1899年，美国务卿海约翰又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其他西方列强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以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美国的对外政策进入了海外扩张的地区主义阶段。二、美国全球战略的正式形成和发展一战前夕，著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欧亚大陆，第一个区分了陆权与海权的观念。他问道：从地理关系的某种一贯性看，世界政治的中枢地区难道不是欧亚之间那块广阔地区吗?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式的政治咒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等人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斯皮克曼认为，美国这种对苏联(以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实质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遏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1)从战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作战对象，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战后40多年美国贯彻始终的战略目标。(2)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欧洲事务较少介入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开始，美国战后至今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进攻性。(3)从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转变。虽然提出和实施“遏制战略”的初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核战略，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国家政策中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一直存在脱节现象，从未出现过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理论。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遏制战略”既是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同时也是其国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奠定了战后美全球战略的基础。这种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合二为一的情况，表明战后初期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际机构去规划和运筹统一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均由总统提出和制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开始区别开来。“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大规模报复”是军事战略。但由于这一时期美军事战略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国防部以外的官员提出和制定的，从战略决策程序来看，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分家”尚未完成。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理顺了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关系，不但将“和平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而且还一改过去由国务院官员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的先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名为“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美军事战略的内容也愈加充实，层次日渐明晰，军事战略之下开始明确区分出核战略和常规战略。从1969年到1982年的12年间，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的变迁，发生了由共和党政府向民主党政府的更迭。这个时期，由于美国深受“越战综合症”困扰，苏联乘机步步紧逼，美苏日欧中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美国不得不推行重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的“尼克松主义”，谨慎地走一条介乎世界警察和孤立主义两种极端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与国家战略相一致，美提出了“现实威慑”军事战略。“尼克松主义”和“现实威慑战略”的内涵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推行“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方针，力避美军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局部战争。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在国家战略上提出了“里根主义”，表示美国要在任何出现苏联侵略或苏联支持的侵略行动的地方进行抵制，力图将苏联的影响推回到苏联的国土范围之内。作为“里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里根主义”和“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三、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趋向(一)布什政府时期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的“彻底改革之风”波及中、东欧国家，中、东欧国家开始脱离苏联的轨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的影响，苏联被迫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实行收缩性的军事政策，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已明显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面对迅猛变化的国际形势，美不能不对战后持续40多年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以寻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1990年3月，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他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对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他试图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负和雄心，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将苏联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还使美国感到在战略上需要确立一种由它领导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对他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进行补充和进一步阐释。“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纲领，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冷战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应付美国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事业，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虽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但它第一次确定了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总目标，勾画出美国新全球战略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成为布什政府对美全球战略实施调整的总方针。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扩展”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更加突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反击退回“美国堡垒”的主张，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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